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原话乃孔子高足子夏所说，全文是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。朱熹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对此作如下解读：“优，有余力也……仕而学，则所以资其仕者益深；学而仕，则所以验其学者益广。”意思是说，当了官的人再学习对当好官更有帮助，有了学问去当官可以检验其学问是否渊博、实用。在这里，朱熹把“优”作余力解。如果仍作“优秀”解，按照古代字书的释义，“则”可以是连接词“即”，也可以是语助词“者”，又可理解为：当官当得好的人注重学习；学得好的人可以当官。不论哪种解读，重点都在“学”上——这和孔子的“学而时习之”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如果把重点转移到 “仕”上，认为学习只是为了当官，显然是误读。

国人自古以来都重视“学”，这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、万古长青的文化宝库。在这座宝库里，随处可见尊师、重教、善读、贵学的光辉记载和动人典范。正如宋代文学家、政治家范仲淹所说：“善国者，莫先育才；育才之方，莫先劝学。”

在儒家思想中，“学”的终极目的是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《礼记•大学》中说：“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所谓“格物致知”，就是研究事物以获得知识。要通过学习，增长知识，端正思想，加强修养，从而管好家，治好国，使得天下太平。因此“学而优”者，自然是具备为“仕”资本的。

“仕”者，官吏。“学而优则仕”最受人诟病的，就是引导文人入仕，当官求权。

有人认为，在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诱惑下，一些文人不安于“士”，偏要奔“仕”途，结果走上了不归之路。南北朝那位山水诗写得极漂亮的头牌诗人谢灵运就是典型例子。如果他不去当什么官，老老实实写他的山水诗，最后也不至于掉了脑袋，而其文学成就也绝不止于此。平心而论，这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错吗？虽然谢灵运被誉为中国山水诗之鼻祖，但古人说他，“为性偏激，多愆礼度”，“博而无检”，“纵放为娱”，“好为山泽之游，穷幽极险。从者数百人，伐木开径；百姓惊扰，以为山贼”……如果有学问、诗写得好，就骄傲狂浪，实际上是学而不优，不但不能为“仕”，就连高尚之“士”也谈不上。

任何一个官吏，首先是肩负职责，进而在履行职责的基础上行使相应的权力。真正“学而优”者，不论身处何种岗位、官居几品，始终明白“仕”的职责是为国泰民安。历史上不少文人，如唐宋八大家、苏门四学士，他们以学入仕，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，为生民疾苦而奔走呼号，由此来看，“学而优则仕”又有何不可？至于那些出于私心杂念，把“学”作为仕途的敲门砖、进而获取权力谋取私利的人，从来都是为人所鄙弃和不屑的。

荀况有言：“学者非必为仕，而仕者必如学。” 意思是说，做学问的不必都去当官，但是为官者必须要学习，这也正是“仕而优则学”所倡导的。

历史上活到老学到老的“仕”者亦不少见。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为例，这位能文善诗的文学天才，一生着作甚丰，至今尚存诗歌9000余首和数十册文集。除在文学上有杰出的成就，他在抗敌救国的仕途中，始终充满了慷慨激昂、拥马横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而他自少至老，好学不衰，堪称为官文人的典范。陆游任隆兴（今江西南昌）通判时，写过一首《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》：“腐儒碌碌叹无奇，独喜遗编不我欺。白发无情侵老境，青灯有味似儿时。高梧策策传寒意，叠鼓冬冬迫睡期。秋夜渐长饥作祟，一杯山药进琼糜。”头顶白发尚挑灯夜读，只因明日还有公务在身才控制自己只读到二更时分，肚子饿了，就喝杯山药粥——一个安贫乐道、孜孜好学的官吏形象跃然纸上。

“仕而优则学”于现代官员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。当前，经济、科技飞速发展，竞争日益激烈，学习尤为重要。“书到用时方恨少”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，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的责任重大，涉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。干部要想跟上时代的节拍，开拓一番事业，眼界必须开阔，思路必须创新，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学习。

因此，让“学而优”者有入“仕”的途径，令“仕而优”者有必“学”的精神，这种“士”与“仕”的良性结合，是合乎科学、相辅相成的一条干部路线，无何不可。

（转摘于中国纪检监察报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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